在三国时期的风云变幻中，诸葛家族人才辈出，诸葛亮与诸葛恪这对叔侄，虽各为其主，但彼此关联紧密。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，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忠诚闻名于世；而诸葛恪在东吴也凭借自身才能崭露头角，一度权倾朝野。然而，诸葛亮对诸葛恪有着清醒且深刻的评价，这一评价不仅揭示了诸葛恪的性格缺陷，也预示了他最终的悲剧命运。
才疏之忧：难当大任的隐忧
诸葛亮对诸葛恪“性疏”的评价，可谓一针见血。诸葛恪自幼便以神童著称，思维敏捷、智力超群，在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和言语交锋时，常常能巧妙化解，展现出过人的聪慧。孙权大宴群臣时，面对孙权以驴脸嘲讽其父诸葛瑾的玩笑，诸葛恪迅速在牌匾上添字，将尴尬化为笑谈；蜀国使者来访，孙权借机索要马匹，诸葛恪巧妙回应，既不失礼节又化解了难题。这些事迹都彰显了他的随机应变能力。
然而，这种聪明才智在处理具体事务时，却暴露出明显的不足。诸葛亮在给陆逊的信中直言：“家兄年老，而恪性疏。今使典主粮谷，粮谷军之最要，仆虽在远，窃用不安。”节度官一职负责军队中的钱粮管理，这是一项细致且琐碎的工作，需要主事者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。但诸葛恪生性疏忽，难以胜任这份工作。在那个没有先进工具辅助的年代，做好这份工作唯一的秘诀就是细致认真、小心谨慎，而诸葛恪的聪明在这里却派不上用场。他更倾向于寻找简便办法解决问题，缺乏对细节的关注和耐心，这种性格特点使得他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容易出现疏漏，难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。
好生事之弊：刚愎自用的隐患
除了“性疏”，诸葛恪“好生事”的特点也备受诟病。聪明人往往喜欢挑战难题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将事情做好。诸葛恪便是如此，他主动请缨担任丹阳太守，并向孙权夸下海口，承诺三年之内招募四万山越人当兵。丹阳地区地形复杂，山越人以机动和地利优势与官府周旋，治理难度极大，一般人对此都避之不及。但诸葛恪却迎难而上，凭借出色的谋略和果断的行动，成功实现了目标。这一成就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能力，也使得他在后续的决策中愈发大胆和冒险。
东兴之战的胜利让诸葛恪声望达到了顶峰，权倾朝野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而谨慎行事，反而发动了合肥新城之战。此次战役，他亲率十万大军，却在三个月内未能攻破仅有四千人防守的新城。加之天气炎热、瘟疫流行，东吴大军死伤惨重。面对如此惨重的失败，诸葛恪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失误，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，甚至乱杀大将，还妄图继续伐魏以掩盖自己的过失。他的这种刚愎自用、独断专行的行为，使得东吴朝野怨声载道，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。
悲剧结局：身死族灭的必然
诸葛恪的种种行为最终引发了东吴内部的权力斗争。建兴二年（253年），孙峻联合孙亮设计诛杀诸葛恪，并将其夷三族。这一悲剧结局并非偶然，而是他性格缺陷和错误决策的必然结果。诸葛恪的“性疏”使得他在处理事务时屡屡犯错，难以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；而他的“好生事”则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树敌众多，最终成为众矢之的。
诸葛亮对诸葛恪的评价，不仅仅是对侄子个人的看法，更蕴含着深刻的用人之道和治国理念。他深知，一个人的才能固然重要，但品德和性格同样不可或缺。一个领导者若缺乏谨慎和务实的精神，过于自负和冒险，即使拥有再高的才能，也难以成就大业，甚至可能给国家和家族带来灾难。诸葛恪的一生，就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。他用自己的悲剧命运，为后人敲响了警钟，提醒人们在追求成功和权力的道路上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注重自身品德和性格的修养，方能行稳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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