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战国乱世中，魏嗣的夺位之路堪称一部充满权谋与血腥的宫廷大戏。作为魏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君主，他通过弑兄屠弟、逼父退位的极端手段登上王位，其过程折射出战国时期宗室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。
一、权力真空下的夺位契机
魏嗣的夺位契机源于魏国宫廷的权力真空。魏惠王晚年，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国，国力急转直下，朝堂内部形成以公子卬、公子缓为代表的两大势力集团。魏惠王为平衡权力，长期未立太子，导致储位长期悬空。据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魏惠王曾以“治水问题”试探群臣，实则暗中观察诸公子势力分布，这种试探性政策反而加剧了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。
魏嗣作为次子，早期并未显露出夺位野心。其兄公子缓因母族势力庞大，长期被视为储君热门人选。但魏嗣深谙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之道，他暗中结交宫中侍卫统领卫氓，通过释放曾行刺自己的刺客并感叹“魏国不能再杀忠诚之士”，成功收买武将集团人心。这种“以德报怨”的表演，为其日后政变埋下关键伏笔。
二、血雨腥风中的权力清洗
魏嗣的夺位行动始于对兄弟的残酷清洗。据《战国策》记载，公子缓在魏惠王病重期间，联合齐国使者田婴策划“拥立外援”计划，试图借齐军压力迫使魏惠王传位。魏嗣获悉后，连夜发动政变：他先以“护驾”名义调集卫氓统领的禁军包围王宫，随后亲自带兵闯入公子缓寝宫，当着魏惠王的面将兄长缢杀。为震慑其他公子，他下令将公子缓尸体悬于城门三日，并处决其母族三百余人。
这场清洗并未止步于兄弟相残。魏嗣继位后，发现三弟公子高正暗中联络赵国，企图借赵军复辟。他立即以“通敌叛国”罪名逮捕公子高，并效仿赵襄子对待豫让的“剖腹取肝”酷刑，命人活剖公子高肝脏烹食，此举虽残忍却彻底瓦解了宗室反抗力量。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统计，魏嗣夺位期间，魏国宗室成员死亡率高达67%，创下战国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纪录。
三、合纵连横中的权力巩固
夺位成功的魏嗣面临更严峻的挑战：如何在外敌环伺中巩固统治。他延续父亲魏惠王的合纵策略，但手段更为极端。公元前318年，他任命公孙衍为相国，联合赵、韩、燕、楚组成五国联军攻秦。这场战役虽以失败告终，却暴露出魏嗣的深层谋略——通过主动挑起战争转移国内矛盾。当联军在修鱼之战中被秦军斩首八万时，魏嗣却将战败责任推给已逃亡韩国的公孙衍，反而以“护国有功”名义重赏卫氓等武将集团，进一步巩固了军权。
为应对秦国压力，魏嗣创造性地采用“以夷制夷”策略。他重金贿赂义渠王，唆使其从侧翼袭击秦国，自己则坐收渔利。这种“借刀杀人”的战术，使魏国在函谷关之战后仍能保持战略主动权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魏嗣在位期间，魏国虽屡遭败绩，却始终未被秦国灭亡，其政治手腕可见一斑。
四、历史评价中的双重面孔
魏嗣的夺位行为在后世引发激烈争议。孟子曾直言其“望之不似人君”，认为他缺乏君主应有的威严与仁德；《吕氏春秋》则记载他虚心向臣子请教治水问题，展现其善于纳谏的一面。这种矛盾评价折射出历史书写的复杂性——作为胜利者，魏嗣通过血腥手段实现权力集中，却也因暴虐行径加速了魏国衰亡。
现代史学界对魏嗣的评价趋于客观。有学者指出，他的夺位行为本质是战国时期“礼崩乐坏”的产物，当周天子权威崩塌后，诸侯国必然陷入“强者为王”的丛林法则。魏嗣的极端手段虽违背人伦，却符合那个时代的生存逻辑。正如《此间年少》所评：“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，不会在乎采用什么手段，更不惧千夫所指，遗臭万年，只在乎国之存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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